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，对保密工作一向重视。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修订出版的6册《毛泽东年谱》记载，毛泽东对于如何做好具体的保密工作，发表过相当多的重要意见和指示。归纳起来，大致包括3个方面。

 第一，在态度上，强调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。1938年，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课堂上，专门谈到袭击计划保密的重要性：袭击敌人虽有好的计划，若此一计划被敌人知道了，则不但一钱不值，还有遭受损失的危险。所以袭击计划之严守秘密是最要紧的。1944年，毛泽东提出，应在党内进行关于秘密工作的教育，每个党员及干部，只应知道他们所必须知道的事，不应知道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事。1950年9月底或10月初，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军委关于重申保密纪律的训令稿时，要求“对全军保密工作加以检查，并规定整理办法”，在一个月内形成专题报告报中央。1950年9月1日，毛泽东就机密电报问题致电陈毅、饶漱石：“在此所谈各问题，你写电报时，为保密计，请用有线电发来，不要用无线电。嗣后凡机密电报，均请注意用有线电，不用无线电。只有非机密者用无线电。党政军均是如此。党政军对下面亦应如此，凡有有线电设备之处，均用有线电，以达保密之目的。在此敌我斗争日益尖锐之时，保密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注意。”

 第二，在方法上，要不断改进工作体制机制，提高工作水平。1936年，毛泽东写信给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，约定共同抗日、互相支援，信中明确就保密作出承诺：“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，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”，还建议“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（交换密码）”。1938年，毛泽东专门就袭击计划的保密方法谈到，“袭击计划不应全部告知部下，只告部下以应知之事或分段告知之”，“对驻地人民及所请向导，均不应使其知道游击队袭击的企图”，“可能时，在出发时先向假方向走一段路然后折返转向袭击目的地前进，这在敌人耳目众多之处可采用之”，“释放俘虏时，要注意保守自己行动的秘密，为达此目的，应把俘虏事先放走，而把没有走的关在一个房子内，使其不能看到游击队退去的方向”。1953年2月1日，毛泽东在签发《中国人民解放军秘密文件保密工作细则》时，特地就保密制度问题作出批示：“党、政保密，同样应颁布法令，建立制度”，并要求交邓小平办理。

 第三，在保密与公开关系上，强调要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适时调整具体政策。毛泽东要求，不要片面机械地不分场合强调保密或者公开，要根据具体事项的内容与性质，决定是全面保密、内部传达还是对外公开宣传。关于国统区的城市工作，毛泽东曾提出，“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一般策略是无法秘密的，是应该向全党传达的。但是在城市与一切敌占区的具体工作计划及具体组织工作，则应完全秘密”。就新中国初期的工资政策问题，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，毛泽东一向慎重，认为在当时条件下，“工人福利问题，必须解决，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，不能太低，但又决不可太高，致陷自己于被动”。根据这一方针，对于工资调整计划，在未公开之前，要求严格保密，不得擅自对外宣布。而在这方面确实是有教训的。毛泽东在1953年的一项指示中专门说过这个问题：“鉴于今年未经中央正式决定，即已将拟于七月一日增加工资的计划普遍传达下去的情况，今后关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事项，凡尚属拟议，未经正式决定并允许下达者，一律不得下达。”

  关于新闻报道与保密问题，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。毛泽东的态度则是一贯坚决，除了涉及军事秘密和国家秘密的内容外，均应当公开报道。

 一是党的政策要公开报道。毛泽东1948年3月6日曾给刘少奇写信：“任何政策，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，而不作系统的说明，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，从事正确的实践。”1948年，在与《晋绥日报》编辑人员的谈话中，毛泽东进一步强调：“我们的政策，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，干部知道，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。有关政策的问题，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。”他还批评了一些错误观点，如“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”，这是不能切实贯彻群众路线的表现，是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。

 二是重大灾情要如实报道。1959年，毛泽东就广东大雨问题给胡乔木、吴冷西写信，要求报纸“如实公开报道灾情”，“全国灾情，照样公开报道，唤起人民全力抗争。一点也不要隐瞒”，“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，也要报道，讲究对策”。

 三是对领导干部和政策中的错误失误要公开揭露。1945年，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，毛泽东要求全党“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”，并把这件事提到“扫除官僚主义”的高度。1953年，毛泽东指出：“凡典型的官僚主义、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，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。”

 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，是关于抗美援朝的保密问题。在作出正式决策之前，毛泽东指令“不要向任何方面表示我军有出国的意图”。出兵之际，“为严格保守秘密，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，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”。出兵之初，指示国内报纸广播不要发布任何战争情况，“在目前几个月内，只做不说，不将此事在报纸上作任何公开宣传，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，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”，“外国通讯社如对志愿军有反映，请注意在四五天内不要登载在《参考消息》上”。但到1951年初，根据情况变化，他适时改变了做法，并指示：“凡军事上有重要发展，例如攻克要地、获得重要战果，及采取释放敌俘等重要步骤，均宜由新华社在不泄露军事机密的条件下随时发表。”期间，中央获悉美军准备撤退的情报，毛泽东在将有关情况第一时间电告前方彭德怀等的同时，明确要求“为了不使部队松气，上述情报不要下达”。

 毛泽东的这些意见、指示本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，对实际工作中的保密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，均蕴含着深邃的政治智慧，对于今天的保密工作仍有启发和借鉴。